给企业放权、让市场发力——今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企业焕发出更多活力。为简政放权鼓掌的同时，许多企业也盼望，能不能再多松松绑？

　　企业负担能不能再减轻些，杜绝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企业上项目、做投资、搞创新，能不能主要依据市场决策，少些来自政府部门的干扰？市场准入能否更公平，让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消失？国企能否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多给企业松松绑”，述说企业对新一轮改革的期待，探讨如何通过改革创新赋予企业更多活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给企业松绑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可以使企业轻装上阵，也将为整个经济的生机活力和蓬勃发展奠定基础。 

　　——编 者

　　1984年，福建55位厂长、经理写了《请给我们“松绑”》的公开信。这篇呼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发后很快在全国上下形成共识，成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

　　30年后的2014年，福建的30位企业家致信中央领导，就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建言倡议。

　　此时，又一场重要的“松绑”正在全国强势推进。如果说，上一次“松绑”为企业从小到大创造了广阔的成长空间，那么这一次“松绑”，人们则希望借此为企业由大到强创造更为公平、更为宽松的竞争环境。

　　不合理的束缚还太多

　　“我们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努力挣脱低效率的审批，但约束依然处处摸得着，博弈仍然如影随形”

　　1984年，当福建企业家鼓足勇气呼吁“松绑”之时，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当时已经濒临倒闭的青岛一家电器厂任厂长。

　　30年后，这家小厂成为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企业海尔。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看来，30年前55位企业负责人的呐喊，至今余音绕梁。“尽管改革的高度和宽度都今非昔比，但上世纪80年代呼吁改革的勇气、推进和实现改革的要求，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海尔的成长受惠于改革开放，这让张瑞敏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更宽松的改革环境的重要。张瑞敏说，去年以来，新一轮政府职能改革进一步推进，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市场的信心。然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并非易事，各种博弈仍在继续。“如今，我们虽然摒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钉子审批’，但更大程度上的‘放权’依然要通过坚定的改革实现；我们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努力挣脱低效率的审批，但审批依然处处看得见，约束依然处处摸得着，博弈仍然如影随形。”

　　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的“先手棋”，也是千千万万“张瑞敏”的期盼。

　　“30年前福建企业家提出的不少‘松绑’问题，至今在国有企业还没有解决。市场化的用人机制、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这些民营企业认为‘不是事’的事，国有企业依然需要面对。”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真才基说。

　　“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感觉束缚很多，不是法律的束缚，而是长官意识的束缚。”贵州中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建良坦言，企业本打算办一个公益性的基金会，结果民政部门的审批却拖了整整五个月，“做慈善事业都卡到这样的程度，其他的审批可想而知。在很多地方做生意‘没有市场规律，只有长官路线’。”

　　进一步“松绑”还关系到中国企业能否顺利“走出去”。中交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宋海良坦言，尽管国家出台了有关境外投融资便利化的政策措施，但实际审批过程却比较复杂，审批机关数量繁杂，哪一关都不能少。“有些报备项目很小，但牵扯精力很大，再加上多部门审核，审批周期过长。有些收购和竞标过程本来就短，还要和其他跨国企业竞争，再花精力做报备真的来不及，许多投资机会不得不直接放弃。”

　　收费莫成“无底洞”

　　对14户央企的审计发现，2010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以办庆典、捐赠等名义，违规涉企收费逾130亿元

　　不继续“松绑”行不行？在长期从事企业减负工作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局副局长景晓波看来，“稳增长、调结构，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的时候，规范权力清单、收费清单太重要，太必要了。”

　　2008年至2013年，我国已累计减免700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7项政府性基金，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2000亿元以上。然而，他仍能听到很多企业抱怨负担过重。

　　不少企业感叹“与行政审批相关的收费是个无底洞”。浙江一家民营企业年中致信中央，质疑一年要交与审批相关的各类费约400项，无法分清哪些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哪些是合理的经营性收费，哪些又是乱收费。

　　“搞活经济，首先要对企业松绑。现在企业面对的收费越来越多了，还要第三方认证和专家认证，都是要掏钱的。”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说。

　　在今年11月18日全国减轻企业负担政策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国家审计署企业审计司副司长周树大也透露，近期审计抽查的地方和部门各类不规范涉企收费有306.97亿元，一些单位依然存在依托部门行政职权收费问题。例如，在14户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2010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以办事业、办庆典、捐赠等各种名义，违规收费约130.8亿元。

　　不少协会和第三方机构垄断着行政审批的前期资格选拔、评估、咨询、培训等职权，将特定的中介服务作为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强征会费。

　　“今年以来简政放权力度加大，大量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了。可是有些地方，政府机关不收费了，政府下面的协会、第三方服务机构狐假虎威，照样向企业伸手，收得甚至更多。”景晓波透露，有家制造企业为了进入区域市场，不得不加入120多家行业协会，不仅会费负担重，还牵扯了大量本该用于技术研发与商业创新上的精力。

　　“看得见的手”伸得过长，还导致市场的失效，劣币驱逐良币。据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迟京东反映，今年一些钢铁企业出现了经营性困难，想退出市场，但当地政府担心这些企业倒下会引发就业、信贷等连锁问题，便千方百计维持它运转。市场化退出机制的缺失，致使这些长期严重亏损而且扭亏无望的企业，仍在继续经营。

　　在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江看来，今天很多中国企业规模虽然很大，但决策权限依然不足。包括钢铁业在内的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审批干扰了市场，阻碍了行业的优胜劣汰，限制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些今天看来不足以致命的缺点，足以把企业引入到危机地步。”

　　“松绑”不是“一概不管”

　　除了呼唤“松绑”放权，企业家也期盼政府管好该管的事，强化市场监管、保护知识产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一种辩证关系。不少企业家认为，其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各归其位：市场的还给市场，政府的留给政府。

　　本届政府一年多来，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松绑”力度前所未有。随着简政放权的加快推进，全国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也于日前正式公布，企业已有权拒绝缴纳任何目录清单之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然而，“松绑”仅仅是第一步。简政放权不是“一放不管”，“松绑”更不能“一松就乱”。

　　“松绑”方式哪些效果好，要有持续性的评估、反馈和完善机制。今年以来，国务院出台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措施，但基层的不少中小企业却反映没有得到有效落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创业难，就应该多些‘新三板’这种普惠制度。不要再搞那么多针对某一行业、某一技术的‘特供’专项，最后还是找人拼关系。尽快清理那些专项，也可以让财政资金效率更高。”中讯四方董事长董启明说。

　　“松绑”后还得尽快搭建孵化平台，出台扶持政策等配套措施，能使简政放权事半功倍，落地有声。民生银行行长助理石杰反映，今年中央出台了缩减核准范围、放宽市场准入等鼓励社会投资新政策，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在回落，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放开的项目都是投资大、回收周期长的铁路或市政基础设施等领域。“在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民企资金链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应尽快出台更具体、操作性更高的配套措施并成立相应的引导基金，否则民间资本很难积极进入这些新领域。”

　　市场监管、法治建设，特别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体制机制，“看得见的手”还得更有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让政府部门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才能减少推诿扯皮，杜绝吃拿卡要，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要改变观念。只有把法立好，大家都遵纪守法，才有政府、企业、社会的互利共赢。”万向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说。

　　除了呼唤“松绑”放权，企业家自身也要解除不敢改的顾虑。不少企业家表示，在一个更好的政策环境下，按照市场规律，自我变革甚至颠覆性变革，企业才会生存下去，才会发展壮大。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08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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